秦漢之后鄰里關系與禮儀教化
作者：湯勤福（上海師范年夜學古籍所傳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講座傳授）
來源：《華東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摘 要：現代中國以農為本，農業生產與棲身關系的發展趨勢是：從生產勞動相對疏散、棲身相對集中，趨向生產勞動疏散、棲身也相對疏散。平易近眾無論棲身集中還是疏散，鄰里之間關系很是主要，它與國家治理直接相關。儒家倡導由基層鄉里機構承擔平易近眾教化，以構建和諧的社會次序和鄰里關系。秦甜心寶貝包養網輕視儒家禮教，鄰里關系相對緊張。兩漢儒家突起，較為重視樹立穩定的社會次序以及和諧的鄰里關系，重視對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西漢末年出現塢堡壘壁，這種棲身情勢延續到魏晉南北朝。在戰爭頻繁的時期，鄰里關系出現歪曲和異化，禮儀教化廢弛。唐宋是里居變化的關鍵時期，鄉里制最終被廢棄，集中圈住情勢壽終正寢，私學的興盛與宗族的突起，士年夜夫們承擔起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由此鄰里關系產生宏大變化。現代中國的鄰里關系變化遭到經濟條件、政治狀況的制約，禮儀教化重視與否和士年夜夫們盡力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秦漢之后;鄰里關系;禮儀;教化;
作者簡包養app介：湯勤福，上海師范年夜學古籍所傳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講座傳授
現代中國以農為本，廣年夜農業生產區域的生產與棲身兩者關系的發展趨勢是：從生產勞動相對疏散、棲身相對集中，趨向生產勞動疏散、棲身也相對疏散。就具體轉折時間來看，年夜致唐宋是變化的關鍵時期。平易近眾無論棲身集中還是疏散，鄰里之間關系很是主要，尤其是平易近眾里居與國家治理直接相關。現代中國又很是重視禮儀教化，將禮儀教化視為安國治平易近的主要辦法。學界對秦漢之后平易近眾棲身情勢、鄰里關包養網比較系、禮儀教化有不少結果【1】，但以斷代研討為多，缺少統貫研討，將它們結合起來研討更為罕見。那么中國現代—尤其是離我們較近的秦統一之后構成的集權禮制下的平易近眾棲身情勢與鄰里關系畢竟若何？這種棲身情勢與禮儀教化畢竟存在何種關系？筆者認為將它們結合起來進行統貫性包養ptt研討非常需要，並且是個值得深刻摸索的問題。
一 鄰里關系的主要性
《左傳》云：“親仁善鄰，國之寶也。”【2】這是把處理好鄰國關系當作治國寶器。歷代統治者與思惟家們，對“親仁善鄰”之主要性有著深入的認識，并引申到對通俗蒼生進行教化上，這在當時及對后世的影響極年夜。在中國歷史上，不少帝王及政治家不單認識到“善鄰”之主要意義，將其作為治國理政之首務與要義，並且在社會管理方面，將此四字作處理鄰里關系的不刊之論。
《周禮》在禮制教化方面構建出了一幅井井有理的宏偉藍圖。教化平易近眾、安邦定國是年夜司徒的職責。年夜司徒以祀禮、陽禮、陰禮、樂禮等在內的“十二教”及包含六德、六行、六藝在內的“鄉三物”包養俱樂部來教化平易近眾，以“鄉八刑”來懲戒不孝、不睦等八種行為，此即所謂“國有常刑”【3】。以年夜司徒為首的地官體系下有一個自上而下奉行教化的官員系統，設置了鄉師、鄉老、鄉年夜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屬官，輔助奉行教化。這些屬官作為各級長官，也年夜都負有掌管各級教化任務的相應職責，如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鄉年夜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谷旦，則屬平易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4】，族師“則屬平易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年齡之祭奠、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5】。
《周禮》并非是當時實施之禮，但從作者的構思來看，禮儀教化一向貫穿到鄉里之間，深包養軟體刻觸及鄰里關系。依照《周禮》說法，蒼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疏云“此經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等，皆是平易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平易近也”【3】，從中可看出蒼生之間應有的和氣的鄰里關系。這當然是先秦儒家思惟指導下的一種幻想的鄰里關系，考之相關典籍，儒家學者年夜致贊同這種鄰里關系。《逸周書》云“老弱疾病，孤子寡獨，為政所先”，又云“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甜心寶貝包養網平易近乃有親”【6】。孟子也說：“逝世徙無出鄉，鄉田同井，收支相友，同舟共濟，疾病相攙扶，則蒼生親睦。”【7】傳為漢代韓嬰所著的《韓詩外傳》也追敘道：“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收支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招，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實施，是以其平易近和親而相好。”【8】從這些典籍記載可以看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儒家學者主張友愛和氣的鄰里關系，這是國家穩定和發展的條件條件。二是當時國家是通過基層行政氣力來系統地教化蒼生，引導蒼生遵從禮教，以營造和諧的生涯氛圍，達到社會融洽、平易近和國安之目標。
但是現實與儒家幻想是有必定差距的，這可以從秦國商包養軟體鞅變法中對平易近眾的管控來加以剖析。商鞅變法“令平易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包養俱樂部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9】，秦律也規定，“賊進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10包養平台】，說明秦自商鞅變法后以什伍為情勢的圈住里居比較廣泛，采用連坐法來迫使鄰里彼此監督、彼此揭發的冷淡方式，與儒家倡導的親睦、和諧的鄰里關系相往甚遠。其實，年齡至戰國時期戰爭頻繁，為鞏固本身統治和擴展實力，采納嚴厲的管控辦法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是儒家鄰里關系的觀點，也常被統治者采納，甚至成為他們誇耀實施暴政、奉行教化之根據。要之，統治者們極其明白儒家有關鄰里關系的觀點對國家掌控蒼生、鞏固政權以及穩定社會有著主要感化，是以絕年夜多數帝王對儒家倡導的鄰里關系是欣賞的，也不遺余力對平易近眾進行教化，奉行儒家禮儀。
由于儒家經典三禮影響宏大，秦統一之后的各王朝年夜多應用三禮來進行教化，在鄰里關系方面天然也會以此為準。當然，就先秦而言，沒有也不會特地制訂適應于通俗平易近眾的禮儀，因此通俗平易近眾行用的禮儀應當是參拍照關禮儀而等而下之。孔子學生中既有貴族出生者，也有通俗蒼生如工商或布衣，因此這些通俗蒼生行用的禮儀當是參照其他貴族後輩的禮儀而略有變化。只是由于資料極其匱乏，先秦通俗蒼生的禮儀無法詳敘，但至多秦漢之后保留在《儀禮》中的《鄉飲酒禮》《鄉射》《喪服》，《禮記》中的《曲禮》《射儀》《鄉飲酒義》等篇，是其主要的行用參考內容。其實，這些篇目原來都是行用于貴族、士年夜夫之中，但此中一些基礎禮儀同樣適用或說可以用來教化通俗蒼生。例如《鄉飲酒義》一文能夠明白地看出它對處所平易近眾的教化功能，並且后世也很是強調行鄉飲酒禮。《鄉飲酒義》強調鄉飲酒禮“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經之以六合，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11】淺顯地說，該禮禮儀以賓主象征六合，以介僎象征日月，也就是禮儀是取法于對六合日月的愛崇，是出于六合年夜法的，是以蕓蕓眾生必須遵守它。該禮強調尊長養老，規定：“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平易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進孝弟；平易近進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正人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11】顯然這一禮儀起到了尊長養老、慕賢尚齒的感化，凸現出鄉飲酒禮在促進鄰里和諧方面的功能，以達到禮具而“國可安”，即最終達到穩定國家、鞏固統治的目標。
二 秦漢的鄰里關系
從禮儀教化角度來討論自先秦到秦漢之后對農村基層平易近眾的管控，必須與農村基層和治理機構、平易近眾棲身情勢相關聯。因為只要通過這些基層治理機構，國家管控平易近眾、對平易近眾進行教化才幹得以落實。
禮儀教化與鄰里關系親密相關，國家倡導什么禮儀，對平易近眾進行怎樣的管控、進行怎樣的教化，是形塑該時期鄰里關系的最為主要的原因。就國家對農村基層平易近眾管控來說，秦一統全國后仍沿襲商鞅變法管控平易近眾的方法，以吏為師，用嚴格的法令來束縛蒼生。在秦統治者眼里，儒家思惟僅起備顧問的感化，不作為主要的統治思惟【12】，是以儒家倡導的一些禮儀也很難獲得推廣與行用。在保留至今的有關秦代的文獻中，沒有鄉飲酒、鄉射等禮的記載，推測秦朝大要沒有或很少采納這些禮儀。比較明白的是，秦朝采用什伍軌制編制平易近籍，將平易近眾圈住在一地，外設圍墻，由里正治理里門鎖鑰，收支嚴加管控，鄰里彼此監督、彼此告發，以連坐之法來懲戒蒼生，因此鄰里之間關系也就會顯得緊張或說歪曲。
漢初儒家思惟復蘇，然自高祖起崇尚黃老，儒家并沒有獲得足夠重視。史稱“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年夜射鄉飲之禮……然另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3】，即便叔孫通修禮儀，也只是重要制訂了朝會儀等嚴重禮儀，未恢復鄉飲酒禮。武帝雄才粗略，比較重視鄉村禮儀建設，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詔曰：“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故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14】元朔五年六月，又詔：“導平易近以禮，風之以樂……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舉禮，以為全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門生，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14】“崇鄉黨之訓”“導平易近以禮，風之以樂”雖未明確說能否舉行鄉飲酒禮，但非常明確規定了處所長官負責對處所平易近眾進行禮儀教化，即請求加強農村基層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導，其實應當可以認定是舉行鄉飲酒禮的。董仲舒生涯在武帝時代，他聲稱：“圣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平易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15】；又說：“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起落揖讓，般伏拜謁”【16】，這里“鄉黨有序”“長幼有序”“鄉黨以齒，起落揖讓”恰是鄉飲酒的禮儀。西漢末年，宣帝于五鳳二年下詔批評“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平易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平易近亡所樂，非所以導平易近也”【17】。成帝“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18】。由此可見西漢自武帝起年夜致都行用鄉飲酒禮。西漢對農村管控類似秦朝，普通集中圈住【19】，是以行用此禮當比較便利。
西漢末年出現了有軍事防御性質的塢堡壘壁，這種棲身情勢的改變，使國家掉往了對基層平易近眾的管控權。東漢豪強或蒼生為自保而建造的有防御機能的堡塢壁壘或莊園也廣泛存在，這從出土的東漢陶樓可見一斑。當然，為了更有用地避免平易近眾對抗和管控平易近眾，為了征收賦稅與征發徭役，東漢當局在戰爭停息之后，也必定會毀棄一些高溝深壘的防御工事，盡能夠地迫使平易近眾回歸秦西漢那種集中圈住、便于管控的里居情勢。
值得強調的是，西漢末年的戰亂，破壞了原有的鄰里關系，是以東漢當局非常重視恢復和氣的鄰里關系，以求得恢復社會安寧與經濟的發展。東漢“凡鄉黨飲酒，必于平易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即以儒家禮儀來教化蒼生。史稱光武帝建武三年，司徒伏湛“奏行鄉飲酒禮，遂實施之”【18】，顯然東漢初就關注到鄉飲酒禮的主要性。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年夜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圣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20】盡管不知光武帝時的鄉飲酒禮在哪個層面，但明帝時顯然從中心到處所都已經行用鄉飲酒禮了，這無疑對包養sd儒家禮儀教化的普及是具有促進感化的。
班固為東漢晚期人，曾參加白虎觀會議，撰成《白虎通》。該書明確宣稱：“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序者序長幼也……古者教平易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品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後輩以道藝、孝悌、仁義”【21】，“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22】在當時儒家學者看來，“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豐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后霸道得，霸道得，然后萬物成”【23】。顯然這從理論上闡明包含鄉飲酒之禮在內的三種禮儀與國家穩定與發展的關系。進一個步驟說，就鄰里關系而言，它是權衡甜心花園一個人德性的主要方面，是以前人很是留意在鄉里日常行為的規范。鄭玄是東漢暮年人，他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奠，則以禮屬平易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24】“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長短常明確的東漢十月行鄉飲酒禮的證據。正齒位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尊老，一是尊官爵，這是自先秦儒家宣揚的鄉飲酒禮的主要內容。顯然，從東漢光武帝起到東漢末，鄉飲酒禮當是行用的，禮儀教化任務年夜多正常進行。據《后漢書·周燮傳》引“《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不符合法令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25】。這也看得出當時鄉里行用禮儀教化的狀況。但從現存兩漢有關鄉飲酒禮的記載來看，年夜多行于朝廷中心或州郡縣處所官府，行于鄉里的記載甚少，但不克不及說鄉里不可用該禮，至多可以說鄉里一級基層機構的治理人員赴縣里參加有關儀式，然后在鄉里推廣，以教化蒼生，促進了鄰里關系的和諧。
三 魏晉南北朝鄰里關系的異化
東漢末年全國年夜亂，軍閥橫行，戰爭不斷，社會動蕩，平易近眾流離掉所。就魏晉南北朝整體來著眼，集中圈住式的里居遭遇極其嚴重的破壞，而典範的棲身情勢則是堡塢壘壁，當然在相對穩定時當局則會采用或奉行鄉里軌制，沒有防御效能的里居當然也是客觀存在的。【26】盡管平易近眾棲身情勢有了很年夜變化，但這一時期各國（朝）統治者依然比較留意鄉里的穩定與鄰里關系的和諧，對平易近眾進行教化也有所記載。
早在建安八年七月，曹魏便命令對處所基層進行禮儀教化：“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全國。”【27】史稱何夔擔任曹操丞相東曹掾，曾包養網單次建議：“以賢制爵，則平易近慎德；以庸制祿，則平易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28】夏侯玄也主張選官當“參以鄉閭德性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29】。曹魏欲于處所郡縣興學校、講教化，重視鄉閭意見，顯然是進行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對改良鄰里關系具有必定感化。曹魏處所長官或士年夜夫對通俗平易近眾進行教化的事例頗多，如明帝即位，劉劭“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蒼生稱之”【30】，劉虞為幽州牧，“清靜儉約，以禮義化平易近”【31】，杜襲“征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32】。“敦崇教化”“以禮義化平易近”“以禮化俗”及“風移俗改”都含有對基層平易近眾進行禮儀教化之意，此中包括著構建傑出的鄰里關系的原因。更典範的是田疇。他不臣公孫瓚，辭官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遂進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怙恃。蒼生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逝世，其次抵罪，二十余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33】田疇熟習儒家禮儀，否則不會“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實際上，除婚喪禮儀外，鄉飲酒禮中規定的日常尊長養老、慕賢尚齒、仁義孝悌則是教化基層平易近眾的重要內容，這對鄰里關系的正常化有著主要感化。需求強調的是，至多在傳世文獻中無論是曹魏中心或處所州郡縣都未見行用鄉飲酒禮的確切記載，蜀漢、孫吳相關記載亦未詳。因此有來由說，三國時期由于戰爭頻發，尤其是原來作為傳統政治、經濟、文明中間的華夏地區遭遇極其嚴重的破壞，平易近眾流亡他鄉或躲進堡塢，因此很難正常地行用鄉飲酒禮，或許個別處所官員或士年夜夫會以鄉飲酒禮來教化蒼生，但在戰爭環境之下，絕年夜多數處所似難奉行。是以，掉往原來集中圈住情勢的平易近眾遭到的教化應當相對無限，在這種情況下，鄰里關系遭到必定的沖擊或破壞也是必定的。【34】
西晉伊始，情況發生了變化。晉武帝一統全國，曾奉行鄉里軌制，【35】平易近眾集中圈住情勢一度恢復。西晉重視禮制，按吉、兇、賓、軍、嘉包養條件五禮體系撰成了一代禮包養網評價典—《新禮》。這一禮典雖未保留下來，但據點滴史料可拼湊行用鄉飲酒禮的年夜致情況。蕭梁沈約《宋書》明確記載：“武帝泰始六年十仲春，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36】武帝批評前代廢棄鄉飲酒禮，命令恢復行用，天然可確定西晉行用了此禮。不過，這段記載存在問題，成書于唐初的《晉書》稱泰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37】，兩者相差一個月。《冊府元龜》兩者都有記載。【38】別的，依照上述記載，武帝泰始六年是始行用鄉飲酒禮時間，其實也有誤。《水經注》有段記載：“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泰）始二年立。”【39】其下楊守敬有一段按語：“《晉書·武帝紀》，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二年，無辟雍行禮事。近洛陽出土有《晉辟雍碑》，文云，泰始三年十月始行鄉飲酒、鄉射禮，六年正月又奏行年夜射禮，其年十月行鄉飲酒禮，并稱皇太子咸寧三年十仲春行鄉飲酒禮，四年仲春行年夜射禮，碑立于咸寧四年十月。所云泰始三年十月事，即此《注》所指，足征二年為三年之訛。所云泰始六年十月事，即《晉書》所載，足征十一月衍一字。今碑與酈氏所見各一碑，蓋泰始三年嘗刻石紀事，后又綜紀泰始、咸寧諸事于一碑也。”【40】楊守敬以碑“十月”為據，指出《武帝紀》“十一月”為誤，然未指出《禮志》中“十仲春”同樣為誤。據唐人杜佑《通典》“泰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于辟雍”，自注曰：“鄉事，鄉飲酒禮也。”【41】此處無元康九年之事。然《通典》所載元康五年行用鄉飲酒禮，未見《宋書》記載，《冊府元龜》也僅記載“惠帝元康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42】，無五年行用之事，故《通典》五年能夠實為九年之誤。鑒此，年夜致可判斷西晉行用時間為泰始三年十月、六年十月、咸寧三年十仲春、惠帝元康九年。
需求留意的是，晉武帝行鄉飲酒禮于辟雍，即于年夜學（太學）行禮。杜佑說西晉“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41】于年夜學行釋奠禮，這與兩漢沒有差異。但這條史料只說明武帝、惠帝行鄉飲酒禮是在中心舉行的，沒有觸及處所州郡能否舉行。東晉天子也在辟雍行釋奠禮，“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年夜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于中堂權立行年夜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41】年夜學確實是行釋奠禮、紀奠先圣先師的場所，然鄉飲酒禮與釋奠并非一禮。鄉飲酒禮著重于尊老尚齒，目標在樹立和諧的禮儀次序，釋奠禮則重要紀奠先圣先師，目標是崇學，然其間亦會行鄉飲酒，尊三老五更。然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需求指出的是，上述均為朝廷中心行鄉飲酒禮，不克不及同等處所也行此禮。其實文獻上很難找到兩晉在處所下行鄉飲酒禮的台灣包養直接記載。晉人劉毅上書論改良政治，稱治道有八損，此中提到“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風俗，鎮靜蒼生，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包養平台肖于是見矣”【43】。換句話說，“欲敦風俗”就需求對鄉黨之義、六親之行進行教化，這是由鄉里“庠序”來完成的，屬鄉里對屬地之通俗士人及蒼生進行的教化。東晉范寧批評當時“凡庸競馳，傲誕成俗”的吏治，強調選官“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可否，然后升進”【44】，顯示出范寧認為應當重視鄉里對士人德才考察的感化。盡管兩晉或許處所上也偶爾行用鄉飲酒禮，但從劉毅、范寧之語可以反證兩晉時期鄉里基層機構不太重視鄉飲酒的感化了。總之，西晉惠帝時爆發八王之亂，東晉門閥軌制興盛，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原來那種鄉里軌制必定遭遇嚴重沖擊，是以鄉里教化似難以正常進行。
南北朝時行用釋奠禮史有明載，當然這是南北各政權執政廷中心行用此禮，在鄉里行用鄉飲酒禮的記載仍很罕見。《魏書》明確記載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包養故事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平易近閑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45】太和十年已經實行鄰里黨三長制，故此詔所稱“黨里”即鄉里，這是北魏基層機構曾經實施鄉里教化的最為明確的例證。可是這一包養網VIP軌制堅持多久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孝明帝時李崇上奏請置學時明確請求“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46】，“重遵鄉飲”一語可看出太和之制在各地并未能很好地堅持下來。《周書》載西魏一條：年夜統十六年“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47】。這天然是特例，雖有必定的教化意義，但決不克不及同等廣泛行用鄉飲酒禮。《隋書》有明確記載：“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年齡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48】就這兩條記載來剖析，自北魏到西魏北周盡管處所仍有行用鄉飲酒禮的記載，但不會廣泛實施，究其緣由則是南北朝時戰爭較為頻繁，基層鄉里軌制遭到嚴重破壞而導致的。隋文帝統一南北，從頭構建鄉里軌制，樹立了“五五”遞進的黨、里、保三長制，【49】廣年夜包養ptt平易近眾再次按規定集中棲身，因此鄉飲酒禮也軌制化了，這一軌制也被唐宋接收并延續下往。【50】
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平易近眾圈居情勢破壞，棲身情勢的改變，導致禮儀教化無法正常化。盡管朝廷在辟雍釋奠時行用過鄉飲酒禮，但與鄉里教化仍有間隔，企看實現真正的和諧鄰里關系似畫餅充饑。顏子推撰《顏氏家訓》，是當時“時代的悲劇”【51】的寫照，此中不乏批評品德低下、禮廢儀亂的人事現象。如“為父所寵，掉于教義”的梁學士，“年登婚宦，暴慢日滋”【52】而導致最終被懲處。顏氏還批評那種“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僮仆為讎敵”【52】的社會現象。在這個“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52】的時代，鄉里出現“狎侮賓客，侵耗鄉黨”【52】的現象也就不難懂得，鄰里關系的異化也成為必定的結果。
四 唐宋之后鄰里關系的變遷
唐高祖時實行鄉里軌制，規定“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郊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11)53，也就是說，唐初只是將隋朝黨、里、保的鄉里軌制略加改變，但對農村蒼生實行集中棲身、嚴加管控則毫無二致。
在這個基礎上，唐朝重視鄉里感化，強調基層教化的功能。高祖曾下詔請求“里闬相從，共尊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存宴醑之義，用洽鄉黨之歡。且立節文，明為典制”【54】。太宗同樣很是重視鄉里教化，他在《即位年夜赦詔》聲稱：“其有至孝純著，達于鄉黨，征詣闕庭，厚加褒擢。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府列上，旌表門閭。”【55】在《存問并州長者璽書》中也請求處所“長者宜約勒鄉黨，教導后生，親疏後輩，務在忠孝，必使風俗敦樸，異于他包養意思方”【56】。唐初奠基的鄉里軌制，強調基層的教化感化，這對通俗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天然會起到積極感化，也為樹立傑出的鄰里關系起到了必定的功能。【57】高宗時，吏部侍郎魏玄同上奏時引裴子野之語來闡述選官問題：“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收支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58】這里不難看出唐朝當局在選用官員時很是重視他們棲身鄉里時的品德品質，這正體現出鄉里教化的功用。生涯在玄、肅、代時期的獨孤及在《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中表現：“州縣之教，達于鄉黨；鄉黨之教，達于眾庶矣。”【59】稍晚一些的董晉也期盼“孝弟聞于鄉黨，學校興于里閭，刑戮廢于軍隊，鞭撲弛于官廳”【60】。可見，唐朝恢復了傳統儒家宣揚的鄉里教化軌制，以促進平易近眾品德的進步和社會的安寧和諧。
宋初鄉里軌制繼唐而來，是以也很是重視鄉里教化。太宗詔曰：“念中外臣庶之家，各有後輩，或自來有乖檢慎，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并許本家尊長具姓名聞于州縣。”【61】強調對那些“宗族所共棄，鄉黨所不容者，并當嚴加誘掖，俾之悛改。其聞義不服，為惡務滋者，即須條具姓名以聞，當議寘于刑辟”【62】。仁宗慶歷四年詔曰：“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傳授，三年而代；選于吏員缺乏，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規定禁絕選“行虧孝弟，有狀可指”【63】之人進仕。可見宋朝當局對官宦及後輩進行嚴格管束，重視處所學校，關注鄉里輿論，力圖發揮鄉里教化感化，就這一角度來說，宋朝是承襲唐朝的。【64】
需求指出的是，宋初沿襲《周禮》提出的鄉里基層機構承擔治理與教化職能，即談到鄉里教化時都強調鄉里一級基層機構的職責，故而農村基層治理人員相對比較穩定。但在基層治理上有一個轉變過程：宋朝樹立初，最基層有里正、戶長、鄉書手，負責課督賦稅，普通由鄉村較富饒的一二三等主戶輪流承擔，故稱差役。這就是所謂的職役軌制。鄉、里仍負有教化責任。但“開寶七年廢鄉分為管，置戶長主納賦，耆長主盜賊、詞訟”【65】，即農村基層組織鄉被廢除了，處所基層治理職能出現最基礎性改變，即他們不再承擔鄉平易近的教化，僅保留為國家收取賦稅、催辦賦役、治理處所治安的職能。這是由于當時農村散居現象日趨廣泛，【66】集中圈住式里居情勢不適合當時現狀而逐漸加入歷史舞臺。恰是這種轉變，原來經濟上尚能夠受害的鄉役承擔者，逐漸轉而成為國家賦役的承擔者，故而導致一些應役者以各種方法迴避應役，形成了鄉村基層治理者的不穩定，嚴重影響到鄉村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財政支出。因此神宗熙寧變法，實施保甲法與募役法，允許納錢雇募，雖說完成了農村基層治理機構職役化的轉變，也必定水平上維護并加強了對鄉村基層的管控，但鄉村基層治理機構的教化職能從此喪掉殆盡。
雖然北宋當局放棄了鄉里基層治理機構的教化職能，但實際上宋代鄉村的基層禮儀教化任務已由棲身鄉里的士年夜夫們承擔起來了。應該說，前代棲身鄉里的士年夜夫們也進行過基層禮儀教化任務，但唐宋在處所教導上已經有了宏大變化，平易近眾棲身情勢有了變化包養心得，因此士年夜夫所承擔的教化職責也起到了極年夜變化。此中變化最顯著者：一是唐朝從法制上規定可以辦私學，書院興起，但不甚廣泛；到宋代私學則極為興盛，士年夜夫廣泛建置書院、辦私塾。二是宋代私學教導規模超過官學，培養了大量人才。三是都保制代替了鄉里制，對平易近眾的教化方法產生了變化。
秦朝制止私家辦學，以吏為師，對廣年夜平易近眾的儒家禮儀教化則不甚措意。西漢直到惠帝時才廢除“挾書令”，允許公開傳播各家各派的知識。漢初便有儒家學者暗裡傳授儒家經典，直到東漢末仍見之史載。但兩漢私學普通不承擔禮儀教化職責，而是由基層鄉三老來負責。【67】魏晉南北朝時官學不常，故學者私相傳授更為廣泛，【68】但各朝當局公開允許或鼓勵私家辦學、進行基層平易近眾禮儀教化的史料極為罕見。但是至唐代出現嚴重變化。唐朝官學有國學、太學及處所州縣學，到開元二十一年蒲月，玄宗勅：“諸州縣學生，專習正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兇禮。公私禮有事處，令示儀式，余皆不得輒使。許蒼生任立私學，欲其寄州縣受業者亦聽。”【69】這是允許蒼生在處所上立私學，【70】預示著鄉里私學教導的完整開放。【71】並且處所諸生需學習各種禮儀，在需要時“令示儀式”，這樣有利于處所的禮儀推廣與禮儀教化。開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孔教，誘進學徒，化平易近成俗，率由于是。其全國州縣，每鄉之內，各里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傳授。”【69】這里規定每鄉各里置一學，以便誘進學徒、化平易近成俗包養價格ptt，可見玄宗時期對鄉里教導更為重視。在鄉里辦學，天然包括禮儀教導內容，對鄰里關系的和諧確實會起到很是積極的感化。當然也無需夸年夜當時鄉間里學的規模與廣泛性，因為德宗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并為鄉學，并上制置事二十余件。疏奏，不報”【69】，這一史料似乎流露出并未達到玄宗每鄉各里置學的請求。盡管這般，唐當局允許私學，觸發了士年夜夫興辦書院的熱情，雖說數量未幾，但開了后世書院之先河。從禮儀教化角度來考慮，唐朝私學、書院確實在必定水平上承擔起基層鄉里禮儀教化的責任。
宋代私學、書院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年夜發展，仁宗時已有“全國士鄉學益蕃”【72】之說。宋代與唐代比擬，私學在更年夜水平上與包養條件宗族的發展結合在一路。東晉南朝之俗，宗族之內分家各爨，親屬關系相對較為疏離，【73】而唐朝宗族軌制年夜致可溯源于北朝。北魏孝文帝定士族等級，與山東高門聯姻，其目標是使少數平易近族的皇親國戚的社會位置獲得漢族士族的認同。女方家族的社會位置極為主要，尤其是山東士族女方家族有著極其主要的社會位置與禮法資源，是以孝文帝納漢女為皇后，為諸弟娶漢女時還下詔云：“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仄不暇。至于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后，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為嘆。”【74】可見母黨強弱、舅氏顯微對于皇室會產生主要影響，故北朝宗族重母黨、妻黨。假如母黨、妻黨不強，那么宗族的發展或遭到很年夜局限。唐人總結北朝山東士族的特征曰：“每姓第其房看，雖一姓中，高低縣隔”【75】，“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76】，這都表白母黨、妻黨的主要性，其實唐代也有類似的風氣。宋代宗族則重男性一系，采用“敬宗收族”來增強家族的團結與擴展家族勢力，是以宗族的強年夜使宋代在知識傳承方面也有了很年夜改觀，原來儒學以父子相傳的家學為重要情勢到宋代出現改變，構成以宗族辦學、師徒相承的情勢。
宋代之后，私學、書院承擔起鄉里的禮儀教化重擔。《文獻通考》稱：宋代“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難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年夜夫留心文雅者所建也，故前規后隨，皆務興起”【77】，強調鄉黨私學超出州縣官學。這里的鄉黨之學指儒家學者所建的各地書院及鄉村所辦私塾，此中書院既有平易近辦官助，也有純粹平易近辦者。士年夜夫不單熱衷于當局辦的處所學校，也熱衷于書院教學，授徒傳承學問。北宋名臣范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78】，這蘇州“生徒數百”確實規模不算小，並且范仲淹是本身掏錢辦州學，實是具有典范意義。從兩宋書院情況來說，北宋初年書院遭到朝廷鼓勵而有較年夜發展，【79】之后相對沉靜，而南宋則由于道學興盛，書院再度獲得極快發展。據統計，兩宋共新建書院173所，北宋占21.39%，南宋占78.61%，顯然南宋書院有極年夜的發展。【80】值得留意的是，宋代書院不單招收地點地士年夜夫家族後輩，並且也招收外埠來求學的生徒。就宋代書院教學的重要目標台灣包養網來看，它并非為科舉而辦學，而是更重視對人們的品德教化，禮儀教導則是品德教化的主要內容之一。宋代書院軌制被元明清諸朝所接收，只是元代書院為官辦，山長實為朝廷官員。明清兩代書院更為發展。據鄧洪波師長教師統計：唐五代有47所，官辦3所，平易近辦39所，不詳5所；宋代共720所，官辦110所，平易近辦509所，不詳101所；元代共296所，官辦51所，平易近辦181所，不詳63所，其他1所；明代共有1 699所，官辦972所，平易近辦507所，不詳216所，其他4所；清代共3 868所，官辦2 190所，平易近辦935所，不詳721所，其他22所，合計唐至清共有書院6 621所，官辦3 324所，占50.2%，平易近辦與不明占49.4%，其他27所，占0.4%。鄧洪波師長教師還統計出無創建年月、無創建人的424所書院，依照鄧師長教師說法，可歸進平易近辦之例，這般官辦占47.2%，平易近辦52.4%，不詳0.4%。【81】總之，中國書院中平易近辦年夜致略高于官辦。
當然，書院的發展與政治親密相關，如明代曾在嘉靖、萬歷、天啟共12次年夜規模禁毀書院，【82】可見書院的興盛與否完整由國家政治動向所決定。年夜致說來，唐到元，平易近辦書院年夜年夜高于官辦，充足說明了士年夜夫們宣化禮教、傳承中國文明的熱情。尤其是兩宋時期，國家對士年夜夫思惟管控相對較為松弛，因此士年夜夫熱衷于辦書院，許多書院掌管人即是有名思惟家或學者，在儒學轉型時期他們力圖宣揚本身的學術觀點，促進了中國傳統思惟文明的發展，對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作出了貢獻。(1)83明清兩代對士年夜夫思惟把持極嚴，因此官辦書院便高于平易近辦書院，說明官方對書院的把持趨于嚴厲。明清書院的政治走向很是明顯地說明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在走向沒落之時，政治對教導的干預。我們不否認書院教導在傳承中國傳統文明方面作出的貢獻，也不否認書院在平易近間深刻宣揚和奉行傳統禮儀的歷史事實，更無意否認對平易近眾處理好鄰里關系上所產生的積極感化，但應當看到明清兩代書院教導整體趨向于陳腐，為維護專制主義體制效率的意向極為凸起。
需求補充說明的是，自宋神宗變革開始，都保制取代了鄉里制，保甲法的實施使處所治安由處所平易近眾來負責，在宗族勢力日益發展的條件下，宗族在保甲軌制上飾演著極其主要的腳色，自古以來的鄉里制完整衰敗，再也無法恢復。也就是說，原來鄉里制的基層教化效能被宗族化的以書院為代表的鄉里之學代替，基層治安效能被保甲制代替，鄉里基層治理人員負責教化的職責逐漸演變為由士年夜夫來承擔，鄉里制走向沒落是歷史的必定。
五 結語
綜上所述，自先秦而來的現代鄰里關系演變與鄉里禮儀教化的關系年夜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面：
起首，傳統的鄰里關系遭到農業社會的深入影響。
現代中國屬于農業社會，傳統農業生產需求相對密集的勞動，故平易近眾年夜多棲身附近，旦夕相處，需求通過配合盡力或協作才幹解決生涯、生產中碰到的問題，是以現代鄰里關系的演變便與農業生產親密相關。
農業生產發展與否的決定性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現代中國，人的增殖起著相當年夜的感化。現代中國的生齒既存在天然滋生的增長趨勢，又遭到頻繁的戰爭、嚴重的天然災害的影響，是以生齒增殖呈現為一種海浪型發展的態勢，自秦統一到元末明初約在數千萬到一億生齒之間彷徨。年夜致說來，一個王朝有較長穩定時期，那么生齒增添明顯，而動蕩時期則生齒降落。在生齒增殖較多時期，平易近眾便需求開墾更多地步來維持生涯，是以會從甲地向乙地不斷擴展，【84】最終在乙地構成新的生涯聚落，產生新的鄰里關系。但這種新的鄰里關系只是原來鄰里關系的翻版或延續，還是賈疏所說的平易近眾“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85】等內容，不會產生新的內涵。但是在戰爭頻繁之時，平易近眾因迴避戰爭而流亡，或避進堡塢壘柵之中，原來的農業生產遭到影響，原有的鄰里關系被打破，從而結成新的鄰里關系。這種鄰里關系已經割斷了原來長期相處之后構成的親友、感情等原因，盡管能夠仍會含有必定的“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等內容，但更多的則是保存競爭關系。
其次，傳統的鄰里關系遭到統治思惟、統治辦法的影響。
秦統一，統治者為了鞏固本身的統治、避免六國平易近眾對抗，對廣年夜平易近眾實行嚴格管控，平易近眾實行集中圈住方法，由基層機構治理人員管控棲身地鎖鑰，并實行連坐法來迫使平易近眾服從治理，是以鄰里關系含有較多的彼此監督、彼此告發原因，鄰里來往便會謹小慎微，鄰里關系趨于歪曲。漢繼秦而立，漢初實行黃老之治，相對說比秦的管控有所放松，但農村廣年夜平易近眾依然實行集中圈住情勢。這種里居情勢便利收取賦稅、征發徭役和進行管控。漢代廢除連坐法，促使平易近眾的鄰里關系獲得相對息爭，從而導致相對和諧的鄰里關系，“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賓”的鄰里關系成為社會主流。實際上，秦和漢兩種分歧的鄰里關系，分歧水平地在歷代延續著。
一些政治或經濟的變革辦法，也會對鄰里關系產生影響。如商鞅變法時期對平易近眾的管控，天然導致與原來分歧的鄰里關系；王安石變法時實行都保制、保甲制，天然也導致新的鄰里關系的構成。西晉實行的品官占田蔭客制，南北朝至唐後期實行的均田制，甚至歷朝歷代移平易近政策，都會對鄰里關系產生較年夜影響。
再次，傳統的鄰里關系與禮儀教化親密關聯。
儒家思惟對傳統中國有著深入的影響，尤其在修身養性的品德修為方面更為凸起，而鄰里關系恰好與人之品德關系極為緊密。因此在現代中國，各王朝的統治者年夜多重視對各種人等進行禮儀教化，力圖構建和諧的鄰里關系，穩定社會次序，最終達到鞏固本身統治的目標。在史書中，中國現代各王朝對逆子順孫、義夫節婦、或志行聞于鄉閭，或數世同居共爨者往往旌表門閭，加以表揚和倡導。而對那些橫行鄉里、不孝不敬者加以懲處。更為凸起的是，中國現代無論是薦舉制還是科舉制，年夜多重視鄉里輿論，以此來清楚和規范貴族豪門、士人學子的操行，作為升官任職主要的參考原因。各王朝還經常奉行鄉飲酒、鄉射禮來宣揚尊老序齒，達到構建和諧鄉里次序的目標。
第四，現代士年夜夫在構建和諧鄰里關系、對平易近眾進行禮儀教化方面作出了凸起貢獻。
盡管各王朝統治者倡導和諧的鄰里關系，但具體奉行教化平易近眾、宣揚和諧鄰里關系者則是各王朝的士年夜夫們。中國現代的士年夜夫深受儒家思惟陶冶，熟稔儒家經典，因此不單重視本身品德修養，並且懷有治國理政的抱負，【86】期盼實現儒家年夜同世界，是以將敬老愛幼，推己及人作為行為準則，宣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7】；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平易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88】是許多士年夜夫尋求的幻想境界。如曹魏王昶訓誡子侄：“貢獻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貢獻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于內，名著于外者矣。”【89】北魏宋隱臨終告戒子侄曰：“茍能進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甚至聲稱：“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90】類似這般教導後輩者史不絕書。宋人趙彥衛曾說：“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平易近，相生相養，使鄰里各有恩義。台灣包養網秦漢間，但令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成不講。”【91】這體現出士年夜夫對鄰里關系的重視。
宋代之后宗族突起，蟄居鄉里的士年夜夫們在鄰里禮儀教化中的感化是非常明顯的。北宋神宗時，藍田呂氏家族編著的《呂氏鄉約》，規范家族在鄉包養一個月價錢里的行為，在當時及后世產生宏大影響。元儒程端禮公開宣稱：“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掉相規，則學者常日皆知敦尚行實，生怕獲咎于鄉評，則讀書不為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后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伴侶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92】
宋代宗族突起，對宗族後輩的品德教導與文明教化極為重視，各種典籍中記載宋人建書院、書屋、學堂、精舍之事不絕。如宋人楊宗卿對其師沈氏建書屋來教化宗族後輩是備加贊賞：“昔太府公首尚禮樂，義教士類，授伊洛傳，建塾于河之南，額曰‘海阪書屋’，至今及門英賢濟濟，永昌師長教師、隱齋夫子咸繼述之，此誠沈氏元運之所由興也。即杭之龜山書院、永嘉之五峰書院，無以逾此。”【93】《卞氏蒙養齋記》批評“自學校弛，圣賢教法無復影響。壞其真醇，鑿其渾龐，支離邪僻，日前滾滾”【94】的現象，對卞氏建蒙養齋對族內兒童進行教導深表贊譽。施宿記萬卷堂：“在新昌縣石溪鄉。先達石待旦始剏堂貯書，又為義學三區，號上、中、下書堂，使學者迭升之人，以此勉勵成名者眾。傍又置議善閣，占山川之勝。”【95】元代類似記載也甚多，危素說起北宋陳襄后人“作家塾，以奉先圣先師，并祀公焉。置田一百五十畝，以贍其費，聘名師以教後輩”【96】。元成宗年夜德三年，江浙西道提包養一個月價錢舉學事鄧文原作《吳氏義塾記》，對有田三百畝的“吳氏義塾”年夜為稱頌：“師生廩餼有度，講肄有業。童冠鼓篋而來者逾百員，盍舉以旌善。”【97】至于明清兩代則有更多記載，正如趙青藜《倪氏紫山書院記》中所說的那樣：“凡故家巨姓之聚族而居者，又各就其社以立義學”，“以教本家之後輩”，“進其里，弦誦之聲相聞，蓋涇之于文學自其本性。彬彬乎，鄒魯之遺風矣！”【98】雖說趙氏之說或有夸年夜之處，但宗族立學教導族內後輩確實是廣泛現象，這對禮儀傳播及和諧鄰里關系的樹立有著極為主要的感化。
總之，現代中國的鄰里關系遭到經濟條件、政治狀況的制約，遭到諸王朝的重視和深受儒家思惟影響的士年夜夫們的推重；現代中國對基層平易近眾進行禮儀教化，則是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這對當今建設傑出的鄰里關系、對廣年夜國人進行禮儀教導不無參考感化。
注釋
1 學界對秦漢之后棲身情勢、鄰里關系有頗多結果。除論文中引證外，重要有：王毓銓：《漢代“亭”與“鄉”“里”分歧性質分歧行政系統說—“十里一亭……十里一鄉”辨正》，《歷史研討》 1954年第2期；[日]越智重明：《里から村へ》，《九州年夜學東洋史論集》，1973年；趙克堯:《論魏晉南北朝的塢壁》，《歷史研討》 1980年第6期；[日]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劉俊文主編：《japan(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齊濤：《魏晉隋唐鄉村社會研討》，濟南：山東國民出書社，1995年；[日]堀敏一：《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村’をぐつて》，《中國現代の家と集落》，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韓昇：《魏晉隋唐的塢壁和村》，《廈門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薛瑞澤：《漢代鄰里關系研討》，《上海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年第4期；夏毅輝：《漢末魏晉南北朝塢壁考論》，北京：中國文史出書社，2004年；具圣姬：《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塢壁》，北京：平易近族出書社，2004年；章義和：《關于南朝村的淵源問題》，《福建論壇》 2005年第4期；侯旭東：《北朝村平易近的生涯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劉再聰：《村的來源及“村”概念的泛化—安身于唐以前的考核》，《史學月刊》 2006年第6期；薛瑞澤：《六朝鄰里關系研討》，《揚州年夜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郭浩：《從漢“里”談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里”和“丘”》，《史學月刊》 2008年第6期；莊華峰：《魏晉南北朝社會》，合肥：安徽國民出書社，2009年；朱莉娜、賈俊俠：《漢代關中地區聚落形態及其政治經濟景觀》，《唐都學刊》 2013年第3期；王彥輝：《秦漢時期的鄉里把持與邑、聚變遷》，《史學月刊》 2013年第5期；陳偉：《秦漢簡版“居縣”考》，《歷史研討》 2017年第5期；魯西奇：《漢代鄉里軌制的幾個問題》，《云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6期。有關禮儀教化結果更多，不勝枚舉。
2 楊伯峻：《年齡左傳注》（修訂本），隱公六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0頁。
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〇《地官·年夜司徒》，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378頁；第367—368頁。
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二《地官·年夜司徒》，第405、414、422、425頁。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三《地官·年夜司徒》，第433、437頁。
6 黃懷信、張懋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第396、398頁。
7 焦循：《孟子正義》卷二七《滕文公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58—359頁。
8 韓嬰撰、許維遹集釋：《韓詩外傳集釋》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3頁。
9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顯王十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7頁。
10 睡虎地秦墓竹簡收拾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法令答問》，北京：文物出書社，1990年，第116頁。
11 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五九《鄉飲酒義》，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433頁；第1428頁。
12 湯勤福：《秦晉之際：五禮軌制誕生研討包養女人》，《學術月刊》 2019年第1期。
13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太史公曰”，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17頁。
14 《漢書》卷六《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6—167頁；第171—172頁。
15 董仲舒著、蘇輿義證：《年齡繁露義證》卷八《度制》，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31頁。
16 董仲舒著、蘇輿義證：《年齡繁露義證》卷一三《五行相生》，第365頁。
17 《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65頁。
18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59頁；第659頁。
19 湯勤福：《論秦漢聚落“里居”情勢的演變》，《人文雜志》 2020年第9期。
20 《晉書》卷二一《禮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70頁。
21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六《辟雍》，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61—262頁。
22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鄉射》，第247頁。
23 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社稷》，第126頁。
24 《后漢書》卷九四《禮儀志上》，第3109頁。
25 《后漢書》卷五三《周燮傳》，第1742頁。
26 湯勤福：《魏晉南北朝鄉村聚落的變遷》，《中州學刊》 2020年第8期。
27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4頁。
28 《三國志》卷一二《何夔傳》，第381頁。
29 《三國志》卷九《夏侯玄傳》，第296頁。
30 《三國志》卷二一《劉劭傳》，第618頁。
31 《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引《魏書》，第241頁。
32 《三國志》卷二三《杜襲傳》引《先賢行狀》，第665頁。
33 《三國志》卷逐一《田疇傳》，第341頁。
34 湯勤福：《魏晉南北朝鄉村聚落的變遷》，《中州學刊》 2020年第8期。
35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第746—747頁。
36 《宋書》卷一四《禮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7頁。
37 《晉書》卷三《武帝紀》，第60頁。
38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稱十仲春，第913頁；卷七九《帝王部》稱十一月，第660頁。《舊唐書》卷一四九《歸崇拜傳》：“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無具體時間（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17頁）。杜佑：《通典》卷七三《禮三十三》亦稱十仲春，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007頁。
39 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一六《穀水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02頁。
40 酈道元撰，楊守敬、熊會貞疏，楊甦宏、楊世燦、楊未冬補：《水經注疏補》（中編）卷一六《穀水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23頁。
41 杜佑：《通典》卷五三《禮十三》，第1472頁。
42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九《帝王部》，第660頁。
43 《晉書》卷四五《劉毅傳》，第1275—1276頁。
44 《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范寧傳》，第1987頁。
45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2—163頁。
46 《魏書》卷六六《李崇傳》，第1472頁。《北齊書》卷三六《邢邵傳》第476頁，稱此奏歸為“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實誤，因為從楊愔經歷來看，不成能在靈太后時期與魏收、邢邵上書。
47 《周書》卷二五《李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16頁。
48 《隋書》卷九《禮儀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81—182頁。
49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第680頁。
50 這里從鄉里教化角度來論述，不觸及其他問題。王美華《禮制下移與唐宋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5年，第158頁）指出從先秦至明清鄉飲酒禮存在發展變化：“在這個發展演變過程中，不僅鄉飲酒禮的名與實皆曾有變易，就是其組織、主導方法亦曾有變化。而這些發展演變，重要就是在唐宋時期……隨著‘賓貢’儀式從鄉飲酒禮的概念中剝離出往，鄉飲酒禮漸趨明確定位為處所基層社會中‘尊德尚齒’的禮儀儀式。”
51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敘錄》（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4頁。
52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一《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第13頁；第27頁；第34頁；第44頁。
53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第2089頁。
54 高祖：《立社詔》，董誥等：《全唐文》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頁。
55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第986頁。
56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一七二《帝王部》，第2074頁。
57 太宗朝出現貞觀之治，有所謂“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之說，可見當時禮儀教化之結果，反應出和氣的鄰里關系。
58 《舊唐書》卷八七《魏玄同傳》，第2851頁。
59 獨孤及：《昆陵集》卷九《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文淵部閣四庫全書本，第228頁。
60 董晉：《義陽王李私德政碑記》，董誥等：《全唐文》卷四四六，第4559頁。
61 佚名：《宋年夜詔令集》卷一九〇《誅李飛雄誡勵全國詔》（承平興國三年蒲月乙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96頁。《宋史》卷四六三《劉文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547頁）載詔：“中外臣庶之家，後輩或有乖檢，甚為鄉黨所知，雖加戒勖曾不悛改者，并許本家尊長簽字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躲匿不以名聞者，異時丑狀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62 佚名：《宋年夜詔令集》卷一九〇《誡飭士庶後輩甥侄等詔》（承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癸丑），第696頁。
6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七，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564頁。
64 宋代重視鄉里輿論的例證極多，無需贅敘。
65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4321頁。
66 包偉平易近：《中國近古時期“里”制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 2015年第1期。
67 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現代教導史》“漢代的私學”中指出：除普通蒙學之外，“當時私學之盛，雖因官學名額無限，并非人人可進；更主要的是私學傳授如下面列舉的多屬當代經師鴻儒，跟著他們學習，一方面有利于學業的精進；一方面也有利于以后的生涯前途”，顯然私學局限于大批“經師鴻儒”的暗裡傳授，其目標除研習儒家經典外，即是謀求仕進，這與禮儀教化關系不年夜。對廣年夜平易近眾而言，則由“鄉三老對國民進行教化”（北京：國民教導出書社，1979年，第170、173頁）。
68 陳英：《魏晉南北朝私學的歷史位置》，《甘肅教導學院學報》 1999年第1期。該文指出魏晉南北朝時國學時辦時輟是私學興起的緣由之一。
69 王溥：《唐會要》卷三五《學校》，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634—635頁；第635頁；第635頁。
70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二三稱：“私學者，即禮云‘家有塾，遂有序’之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20頁。
71 唐之前家族內部教導一向是存在的，也是允許的。唐允許辦私學，不再限制在族內教導，而是國家層面的完整開放。
7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逐一四，仁宗景祐元年正月癸未，第2661頁。
73 當然有同居共爨者，史書上也有大批旌表這類家族的例證。但從同居共爨數量上說，遠遠不及宋代之后廣泛。
74 《魏書》卷二一上《咸陽王禧傳》，第535頁。
75 《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42頁。又《資治通鑒》卷二〇〇云：“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低懸隔。”第6318頁。
76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第6135頁。
77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六《學校考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340頁。
78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附純祐傳》，第10276頁。
79 趙旗：《宋代書院興起的佈景》，《中國書院》第四輯，長沙包養行情：湖南教導出書社，2002年。
80 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編著：《中國現代的書院軌制》，上海：上海教導出書社，1981年，第25—26頁。
81 鄧洪波：《中國書院教導概論》，《中國書院》第五甜心花園輯，長沙：湖南教導出書社，2003年。
82 鄧洪波：《明季三毀書院及其影響》，《中國書院》第七輯，長沙：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另可參見古偉瀛：《明清變局下的書院》，《中國書院》第五輯，長沙：湖南教導出書社，2003年。
83 如《呂氏鄉約》、朱熹《家禮》都對基層平易近眾的禮儀教化起到嚴重感化。
84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媒介》（第二卷）列有數例農平易近開墾荒地的簡，雖說這是開墾近城荒地，但隨著近城荒地開墾完畢，生齒增殖必定會向遠處拓展。武漢：武漢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15頁。
8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一〇《地官·年夜司徒》，第367頁。
86 宋代表學突起，更是把《年夜學》八綱領“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全國”當作他們人生踐履之信條。
87 焦循：《孟子正義》卷三《梁惠王上》，第86—87頁。
88 范仲淹：《范仲淹選集·范文正公函集》卷八《岳陽樓記》，成都：四川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第195頁。
89 《三國志》卷二七《王昶傳包養網推薦》，第744頁。
90 《魏書》卷三三《宋隱傳》，第773—774頁。
91 趙彥衛：《云麓漫鈔》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57頁。
92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八七《靜清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933頁。
93 楊宗卿：《重建海阪書屋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導卷》，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252頁。
94 真德秀：《卞氏蒙養齋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導卷》，第103頁。此文不見真氏文集，自有能夠偽托。但此中宣揚的含義則可視為時人之思惟。
95 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一八《拾遺》，臺北：成文出書社，1983年影印本，第6497頁。
96 危素：《陳氏古靈臺書院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導卷》，第399頁。
97 鄧文原：《吳氏義塾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導卷》，第190頁。
98 趙青藜：《倪氏紫山書院記》，陳建華、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教導卷》，第344—345頁。